一个市场若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是搞不下去的-连平、王

　　去年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此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上述问题？

　　围绕“金融强国”这一话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连平认为，未来在政策上，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观察者网：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以及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这里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想请您作一下解读：什么是金融强国？历史上哪些国家可以算金融强国？这些国家能成为金融强国的原因是什么？过去我们国家的金融“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提出“金融强国”的目标？

　　连平：最近关于“金融强国”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很多专家写了文章，也做了很多讨论。总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金融强国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总提到：“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三项实力加上六个关键、综合的金融要素，构成了一个金融强国基本的方方面面。

　　历史上，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国家非常少，如工业后的英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它们能成为金融强国并非一朝一夕，都是在其已有的非常强的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才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从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在全球已经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疑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14%左右，其他国家无一超过10%。这些都是一个经济强国的表现，但我们离金融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很大，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但国际竞争力不强，全球的影响力也不足，产品、服务等方面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是质量方面的距离。另外，我国的证券业、股票市场在全球来说是相对偏弱的状态，和美国和欧洲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全球使用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占比还相当低，处在一个初步发展阶段。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虽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外资参与程度比较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们自己的香港来比，也是属于很低的开放水平。

　　我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如果要对标，肯定是对标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全球最强的金融强国。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借助综合国力，包括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进步来支撑金融强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上，要不断加以提升、加以改善，让它们能够达到真正强大的水平，这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金融强国。

　　观察者网：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实现金融强国，就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月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您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和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

　　连平：中国和西方金融模式之间的区别，总在有关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性。

　　党的领导主要是明确，在中国，金融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包括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人民福祉等，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以推进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

　　人民性即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其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人民，而西方经济体制更多是服务于资本。

　　在中国，金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和投入，这些项目都是公品，是为广大的老百姓来提供服务的。因此金融要紧跟国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将金融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中去，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第二，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为中低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在西方的金融体制中，这一点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

　　第一，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涉及到银行、证券、投行、保险、信托等很多种类，其中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银行体系规模虽然很大，在全球也有不少布局，但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国际业务水平并不高。未来要想提升竞争力，就要吸纳高质量人才，在国际市场上拿出质量比较高的产品，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第二，下大功夫做大做强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其他的机构，如基金，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我国证券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够，这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金融账户下可兑换。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只有在可兑换水平达到较好状态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程度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进了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但还是有很多不足，整体水平还是不够高。

　　第四，提升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虽然我国的金融中心持续发展，但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不够。比如说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主要市场中，外资参与的比重没有一个超过5%，而这一比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超过10%。

　　第五，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现在美联储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人开玩笑说它是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确，美联储政策的一松一紧都对全球金融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跟着它起舞，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我国来说，未来金融机构要提升它的竞争力；金融中心要进一步向全球开放，更好地吸纳、配置金融资源；人民币要更加国际化.....这背后都需要中央银行发挥作用，运用它强大的信用来支持货币，支持金融中心的运作，支持金融机构在全球的拓展，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中不断提升它的功能、运行质量和水平，和我们的经济运行很好地匹配起来，让我们的经济在全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我们应得的收益，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更好地配置全球资源，支持中国经济更好发展。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美联储，很多人会把它调侃为“全球央行”。现在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2024年很可能会转向降息。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它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向降息？

　　其实在2023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停止加息了。至于是否降息，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下降，达到它所谓的核心通胀2%的目标水平，如果很明显地快速下降，比如降到百分之二点几或者百分之三左右，而且趋势还是进一步下降，那么它的货币政策收得非常紧，维持很高的利率就没有必要，利率太高，对经济是会有伤害的。

　　第二，看经济增长的状况，如果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向松进行调整，就要降息。

　　所以这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在未来是不是朝着一个同步的方向推进，很有可能会带来美联储降息政策的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联储在今年年中（6月至7月）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市场上有些预期认为3月可能会降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的通胀运行状况，并不像大家所预期的来得那么快，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从就业这个角度看还是比较好的，当然美国的就业数据还存在争议，统计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再观察一个季度左右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当地时间 2024年1月31日，美国纽约，在美联储决定利率之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在早盘交易中工作。

　　观察者网：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在年中的时候，美国的利率会进行调整，进入到降息的周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您觉得我们在应对上可以做哪些准备？

　　连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种说法叫“以我为主”，即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影响和压力时要“以我为主”。

　　这种压力主要是美联储紧缩后对中国的资本流出、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人民币更多是在基本稳定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我们的资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流。

　　这是美国总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效应，值得关注。今年如果美联储要降息，可能会缓解我们的压力。

　　在年中过后，如果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可能会降几次，且逐步推进，一年中降三次至四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美联储打开降息的大门，往后我们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进一步向松进行调整，比如进一步降准，尤其是降息、降政策利率，它的空间就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很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还在5%左右，因此我们的利率虽然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但是还是有空间的。

　　观察者网：去年3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等，您认为这一系列机构改革及其设置，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发展，尤其是金融监管具有怎样的作用？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2023年，金融监管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另外，各个省市也都建立了地方党委下的金融委员会，把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体制在党内落地到各个地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在这之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主要目标是把金融归结在一起，由中央、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现在又进一步把它的地位提升到中央金融委员会，由总理直接担任委员会主任。这体现出宏观金融管理方面思路的更大变化，对金融有了高度的重视。

　　从高度来说，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层次更高，可以说是最高的。过去，中央财经委员会处理所有的财经工作，在一系列有关财经的问题上，重大的决策基本都由财经委员会来考量，金融也是其中一部分。如今金融委员会成立，它和财经委员会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