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因许多中国主义先驱常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誉为“主义小道”。当年，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1920年春，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

　　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称为“柏公馆”，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比较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

　　陈独秀入住后，楼上厢房为卧室，也有书房；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参与编刊的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不久，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就中国建立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

　　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支持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除了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群众列队以示纪念。4月29日，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5月1日，由于军警阻挠，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然后，大会在“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由北京到上海，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信仰；后来，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见面时说，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林伯渠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也回忆：“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主义研究小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党”；11月，拟定《中国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个党组织（也曾被称为上海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董亦湘等。成员们常一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建立党早期组织。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920年11月，中国党发起组创办《党》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竖起“党”的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党的主张，共出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年6月，中国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量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央局机关。

　　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央局机关迁往北京。

　　中国党发起组成立后，对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则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两楼两底，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饰，门额刻着“惟德是辅”四字，两侧有砖砌方壁柱悬垂。

　　中国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社——中俄通信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年7月2日，上海《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中俄通信社的《远东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颇受各界关注。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消息；同时，向我国人民披露十月后苏俄的真实情况，稿源大部分取自国际资料和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等地的报刊，少量转译英国、美国、法国的进步书刊。这类稿件类别繁多，包括、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方面；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访、连载、讲演稿、领袖介绍等。李达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说：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没有挂”，“在1921年暑期间终止了”。经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日报》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贸易之过去与现在》，截至于此文，中俄通信社在该报总计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

　　在中国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发起人是俞秀松（担任）、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8名青年，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团内每月举行一次报告会，由陈独秀、杨明斋、李达、俞秀松等作演讲，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回忆：“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常以多种形式鼓励团员们的热情，不少人踊跃参与筹建工会组织、工人半日学校，投入纪念“五一”宣传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主义者在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不久，广州、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唐山、太原、济南等地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起了中国青年团发起组作用，青年国际（又称少年国际）东方部曾在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3月，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党发起组为了培养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担任秘书。1920年9月28日，上海《日报》头版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其实，这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罗亦农、任弼时、任作民、萧劲光、李启汉、李中、谢文锦、庄文恭、许之桢、梁柏台、曹靖华、韦素园、雷晋笙、陈为人、汪寿华、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蒋光慈等。曹靖华在《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6号。我同、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后来，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又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也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甥女)教俄文。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在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不少团员。1921年春，、任弼时、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三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外国语学社使许多学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道路。这是一所群英荟萃的学校，在现知姓名的学员中，既有早期党的重要罗亦农（历任上海区委、江西省委、湖北省委、中央临时局，1928年4月牺牲），也有早期党的重要干部谢文锦（曾任上海区委委员、南京地委，1927年4月牺牲）、王一飞（曾任上海区委、湖南省委，1928年1月牺牲）、吴芳（曾任上海闸北部委、山东省委，1930年9月牺牲）、雷晋笙（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山东省委，1931年4月牺牲）、梁柏台（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最高特别法庭临时监察长、内务部代部长，被誉为“红色法律专家”，1935年3月牺牲）、陈为人（曾任满洲省委，后在沪管理中央文库数载，因劳累于1937年3月病逝）、任作民（曾任山东省委，1933年2月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因在狱中遭酷刑身体受摧残，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时为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傅大庆（曾任南洋临时委员会兼宣传部长，知名的“红色翻译家”，1944年7月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时被捕，抗战胜利前夕牺牲）等，还有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等，以及翻译家、作家、诗人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和经济学家周伯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弼时、萧劲光等担任重要职务。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会后，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门牌为自忠路225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了临时会所。

　　20世纪50年代初，南昌路100弄2号的建筑曾修复，对内部开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此处虽是几户居民住宅，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成立……”2018年10。